在悠久的欧洲历史中，葡萄酒文化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如果你不理解葡萄酒，那么你很难说自己理解了欧洲文化。在《流浪的葡萄树》中，记者、作家尼娜·卡普兰通过亲自走访，考据典籍，探寻葡萄酒的历史与文化脉络。
今天的这篇文章中，卡普兰将来到英国的里奇伯勒堡垒。如今这座堡垒已是一片废墟，但在将近两千年前，这里曾是罗马人征服不列颠岛的重镇，也是罗马人将葡萄酒带入英格兰的起点。
《流浪的葡萄树》
[英]尼娜·卡普兰 著
李辛 译
低音·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
2020-8
英格兰：无根之境
撰文：尼娜·卡普兰

就剩下我们了，我们是最后一批自由的人：这片与世隔绝的土地只存在于传说中，她保护我们安然地生活着，直到今天。今天，不列颠最遥远的地方也被揭去了神秘的面纱，曾经不为人知的一切都突然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然而今天，比我们更遥远的地方，再无他人，有的只是潮涨潮落，礁石嶙峋，以及比巨浪、礁石更无情的——罗马人。
——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
[英文版翻译：安东尼· 伯利]

古老的不列颠，阳光普照、成熟文明的罗马帝国，它们之间相距多么遥远，差别多么巨大！从罗马帝国出发，要走超过 1600 千米，或者至少 300 小时，才能到达法国的北端——陆路尽头，海峡岸边。对我们来说，此岸与彼岸不过一衣带水，游过去也不成问题。但是在古罗马人看来，这是一道可怕的洪渊天堑，如诗人贺拉斯描写的那样“有庞大的海怪在其中震怒咆哮”。海峡的对面，是一片苦寒崎岖的土地，没有文明，没有城市，没有耕地，更没有葡萄园。生活在那里的，是一群住在帐篷里、相互分享女人的野蛮人；为了迷惑敌人，他们会逃回舒适的沼泽地，藏在水中，只露出脑袋，一连躲上好几天——至少卡西乌斯·狄奥在公元 3 世纪早期是这么写的。他的描写充满了想象成分，甚至在罗马帝国统治不列颠 200 年之后，这里仍然是一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地方。这里土地潮湿，这里的野蛮人贪恋啤酒，这里是文明的终结—而我的旅程就从这里开始。

▲里奇伯勒堡垒（Richborough Fort）

然而，当我来到里奇伯勒堡垒（Richborough Fort）——现在只剩下了风蚀高墙，和草地上一段段残垣断石——我才意识到我的旅程已经开始了。我跟随我的搭档旅伴 C. 一起，走向几乎看不到在哪儿的出口，我以看到远处有一片秃掉的草地，仿佛是成千上万只靴子留下的古老印记。这儿曾经是华特灵大道，是贯穿北部和西部的干线，经过伦迪尼乌姆，延伸到不列颠的西部（现在的威尔士）和维洛科尼乌姆（现在的罗克斯特）。古罗马人一旦决定在领地上留下标记，就很难移除。当你愉快地从伦敦沿 A2 公路到达多佛，完全意识不到你走的是那条古老的罗马大道的其中一段。我们走的也正是这条大道。

这个国家仅仅被成功入侵过两次，每一次，征服者都带来了葡萄酒——他们无法想象自己入侵一个荒蛮之地却喝不上酒。葡萄酒可以随时随地带来家乡的味道和舒适感，是来自魂牵梦绕的土地的甘霖；远道而来的士兵非常需要葡萄酒帮他们暂时忘却身陷荒野之苦，只要喝上一口酒，他们就还相信自己是一个来自文明世界的人——葡萄酒与海峡不同，却一样可以划分出粗野的当地人和征服者之间巨大的文明鸿沟。

第一位想永远征服不列颠的罗马人是尤利乌斯· 恺撒。公元前 55 年，他最先踏足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肯特郡，离我如今所在之处不远。当时，恺撒还只是高卢总督，尚未成为强大的罗马共和国的领袖。建立罗马共和国的人，也许是传说中由母狼抚养长大的双胞胎罗慕路斯和雷穆斯，或者是特洛伊战争中的勇士，流浪至此的埃涅阿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伊德》述说的就是这位勇士的故事）——总归是由被流放的人建立的。正如玛丽· 比尔德教授在她的书《SPQR》中所说：“不论你沿着历史长河追溯多远，罗马的居民永远来自他乡。”也许，这就是罗马人“征服强迫症”的根源所在。不过没几个人像尤利乌斯·恺撒那样成功，他仅用 8 年时间就把现在的法国和比利时全境收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

我们都知道，恺撒后来成为独裁者，他被刺杀也标志着罗马共和国的结束。他的继承人、养子屋大维（亦即奥古斯都）成为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但是公元前 55 年的时候，恺撒仍然辉煌着，是名誉尚未扫地的伟大领袖。他骄傲地宣告开启的不列颠征程，很快就被高卢人的反抗起义缩短了；他对起义军的镇压被后人称作一场“种族灭绝式的屠杀”。

不列颠人民凭借高卢叛军和海峡中“海怪”的帮助，顽强抵抗了罗马人近一个世纪，直到公元 43 年，年迈的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即克劳狄乌斯）命令将军奥卢斯· 普劳提乌斯出征英国并取得胜利，罗马帝国正式确立了对不列颠的统治。普劳提乌斯则出任罗马行省不列颠尼亚的第一任总督，统领这片栖沼泽而居的荒蛮人的家园——对他来说，这虽不是那么有趣辉煌的政治生涯，但这样的统治权是他当时急需的，至少没有让他去管理一个更糟糕的地方。之后，塔西佗的岳父阿古利可拉继续完成了普劳提乌斯没有完成的征服与统治之路，而性情乖戾的塔西佗在他为岳父写的传记中却酸溜溜地说，英国的气候极其令人厌恶，“永远被连绵不绝的阴雨和乌云遮蔽得暗无天日”。

今天的英国可不像塔西佗说的那样。我很幸运，在里奇伯勒堡垒的时候天气非常好。这座罗马人的堡垒最初修建在瓦恩特萨姆海峡口的一处天然港湾里（这个狭窄的海峡将不列颠岛大陆与萨尼特岛分割开来）；现如今，堡垒被陆地环绕包围，它的遗迹看起来跟一个用石头画出的建筑图纸没有太大区别，你能通过残存的地基看出堡垒曾经的走向，长满杂草的高墙里零乱地嵌着巨大的燧石。在罗马统治时期，这座堡垒是粮草供给和兵士运输的中转站。你还能看到为庆祝胜利征服不列颠而修的凯旋门的残余部分，它原有 85 英尺高（约 26 米），周身包裹着从意大利运来的卡拉拉大理岩。这座凯旋门是罗马帝国修建的最大的凯旋门之一，大到从海峡的中间就能看见它远远地矗立在那里，仿佛在骄傲地嘲笑着曾妨碍罗马大军登陆的“海怪”。

公元 200 年之前，驻扎在堡垒里的士兵一直沿那条如今已不复存在的瓦恩特萨姆海峡巡视着罗马帝国新领土的入口。这可不是什么让人喜欢的差事——离家太远，驻扎时间又太长。士兵们一定天天盼着配送给他们的葡萄酒快点儿运来，好痛饮下肚，解难耐的思乡之愁。

▲俯瞰下的里奇伯勒堡垒

海水退至法兰西，如期而至的雨给道路铺满了青苔。2000 年后的 1967 年，在里奇伯勒堡垒往西 140 英里的南安普顿，有一艘船靠了岸——这次不是恺撒的罗马大军，也不是终于抵达终点的埃涅阿斯船队——那是我的父母。在几乎走遍全球之后，母亲陪同父亲来英国完成最后一年的医学训练，于是被古罗马人定义为“荒蛮人”的他们，踏上了这片“后罗马时代”的土地。尽管罗马帝国早已倾塌，这座城市仍然没有褪去自己的“罗马骄傲”。抵达英格兰的时候，母亲 22 岁，父亲 29 岁，结婚已 3 年的他们依然年轻，充满活力。他们一边学习，一边沉浸在欧洲文化中，慢慢成熟，生儿育女。父亲也从此爱上了葡萄酒（这份对葡萄酒持久的热爱，也来自于移植在澳大利亚的那些葡萄树），成了“文明人”。

究竟谁才是文明人，谁又不是？从一开始，这就是个麻烦问题。罗马人把葡萄酒带入了这片未开化的海岸，不论是阳光、南方土壤的味道，还是现代人不认为有多可口的其他原料，比如葡萄干、蜂蜜、青草、树脂，这里的人都欣然享用——包括加在酒里的水，因为只有野蛮人才喝不用水稀释的酒。（当然，反抗罗马统治的人也有不在酒里掺水的，比如公元前 1 世纪的诗人卡图卢斯就曾写道：“滚吧，水，你不是酒的朋友。只有有良心的、纯烈的巴克斯才有资格住进我的酒杯！”）他们也引进了别的享乐方式，比如浴缸、浴室，柱廊，大型宴会。英格兰人狂热地吸纳了罗马人带来的一切，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变“文明”，相反，按照塔西佗的意思就是，这使他们显得愚蠢至极。对于当地人如此热衷外来的奢侈享受，塔西佗十分鄙视：“他们愚昧无知地把自己的行为视作‘文明化’，却没意识到这其实是他们被奴役的一部分。”

至少，当年引进的葡萄酒中有些是非常不错的。在这一带出土的众多双耳细颈陶罐当中，英国古迹署管理员乔安妮·格蕾认为，有一个罐子上的印标显示，罐子里装的是来自意大利南部维苏威山麓的葡萄酒，看来罗马人在帝国摇摇欲坠的时候也没有亏待他们的士兵。维苏威山麓的葡萄酒质量非常高，可惜的是，公元 79 年，维苏威火山大爆发，葡萄园和庞培城瞬间淹没在汹涌的火山灰下。尽管塔西佗对英格兰天气坚持不懈的恶毒评价十分伤人，但即便经历了 2000 多年的气候变迁，英格兰人或许仍然觉得自己值得享用世上最好的东西，比如融有意大利阳光的玉液琼浆。我去了里奇伯勒和附近的几个葡萄酒庄，那儿 4 天没下雨了，不过葡萄树尚不需要雨水的滋润。清风徐徐，天空微蓝，太阳从云间悄悄探出头来，偷偷望着地上的葡萄树——让塔西佗几个世纪的坏话见鬼去吧。塔西佗之后 1000 年，西西里国王罗杰宫廷里的地理学家伊德里希曾这样描述这里：“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土壤是肥沃丰饶的；这儿的人们是勇敢积极、具有开拓精神的。但这一切都被冰封在永无休止的冬季中。”这位聪明的地理学家应该想明白的是，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肥沃土壤能抵御持久的严寒。但如果你和他一样住在巴勒莫，你的冬天和别处的冬天自然是大相径庭的。

▲希腊双耳细颈陶罐

双耳细颈陶罐在当时使用非常广泛，它们携带方便，用完即可丢弃，而且异常耐用。欧洲几乎所有地方都发现过这种罐子，但是格蕾向我介绍的那个更让人满意。它仍然坚固，几乎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两侧把手的形状就像一个人的双臂弯曲着轻轻扶着大腿。罐标上的字迹对外行来说就是天书，但它像华特灵大道上的青草一样纤细灵动，令人赞叹。如今这些陶罐色泽暗淡，但仿佛仍然保留了某种强大的欲望，当年或许正是这种欲望，使得制作它们的罗马人甘愿忍受浪涛颠簸，深入异国腹地，才把葡萄酒带到了各个本没有酒的地方。

这个罐子的酒标上印有葡萄酒的原产地、葡萄品种、酒的出色品质、装罐的时长（3 年）以及罐子装满时的重量（196 磅，约 89 千克），还提到了种植园主和运输人员的名字。这告诉我两件事：第一，罗马人在运送葡萄酒这件事儿上一刻都没耽搁，因为从他们抵达不列颠，到维苏威火山爆发、埋葬葡萄酒庄和庞培古城，中间只有 36 年时间；第二，在葡萄酒的运输过程中动用了不少人力，因为 196 磅相当于 6 英尺多（1.8 米以上）高的男人的重量。

里奇伯勒还有一个教堂的少量遗迹，这座教堂不是罗马人的功劳，而是萨克森人为纪念圣奥古斯丁修建的。圣奥古斯丁在基督教义中加入了自由意志的信念，以及经受苦难是不当行为的惩罚的思想。每去一个酿酒的国家，我们都能听到这样的话：“葡萄树需要经受苦难。”意思是最好的酒往往酿自生长于险峻地势（比如多石而缺水的斜坡上）的葡萄。酿造香槟用的葡萄需要白垩土，这种像粉笔一样的岩石在西班牙南部和英格兰南部的南唐斯丘陵备受推崇，因为它渗水性极强，葡萄树的根必须扎得非常深才能吸收到水分。如果你把葡萄种在肥沃的、水分充盈的土地上，你会收获更多的葡萄，酿出许多额外的、口味平淡无奇的酒。即使把葡萄种在对的地方，葡萄园主也会修剪掉一些枝丫，以保证收获的葡萄都是精华。当然，我并不是说葡萄树比人更喜欢经受苦难，只是它们更能克服苦难。

尽管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人，但我对这群勇敢而坚忍的罗马人有着一种惺惺相惜之感，并不只是因为我们都爱酒。坐在家里可没办法征服世界，所以他们主动走南闯北，去往远方。当然，犹太人的漂泊他乡是被迫的。历史上针对犹太人的大多数辱骂，都与我们的居无定所，以及我们对自己生活的国家一直缺乏忠诚有关——这些辱骂简直就是总能应验的预言，因为当你被赶出自己的家园，自然而然就会对下一个居住地的地主失去信任，尤其是在被驱逐几十次甚至上百次之后。

在里奇伯勒西南 40 英里的肯特郡，我在一片寒冷的土地上欣赏着光秃秃的葡萄树的对称之美。正如维吉尔曾经说的，这些密集的枯枝看起来就像一列列士兵，排成坚不可摧的阵形准备征服世界。葡萄树像罗马士兵，我猜当年的罗马军队也像我眼前的葡萄树一样，排成这样的队列蔓延到世界各地，在每一个可能的角落扎下根。

与英格兰的众多葡萄酒庄一样，吉斯伯恩酒庄（Gusbourne Estate）为酿造世界闻名的气泡酒——香槟，也种植了黑皮诺（Pinot Noir）、皮诺莫尼耶（Pinot Meunier）和霞多丽（Chardonnay）这三种葡萄。传统的酿造香槟的葡萄大多种植在白垩土地，但这里并不是白垩土地。“我们的威尔德黏土层有 27 米深！”葡萄园经理乔恩· 波拉德愉快地说，然后带我们走回铁瓦楞建造的谷仓，这个谷仓就是酿酒的地方。吉斯伯恩酒庄的气泡酒是英格兰出产的最好的气泡酒之一。他们的成功吸引来了商界的大量资金注入，这种合作关系在英格兰南部仍然非常少见，但在香槟市场已是常态。

我们穿着沾满黏土的鞋子离开了静谧的葡萄园，艰难爬上楼梯，经过拖拉机和葡萄榨汁机，来到了品酒室。品酒室楼下有几双雨靴，楼梯上面放着几双拖鞋，要不是身边全都是金属机器，这儿还真有点儿家的感觉。上次我来这里是 2010 年，那时他们还没拿到那笔意外投资。我当时觉得，他们可能打算花一笔钱开一个葡萄酒店，甚至觉得他们有开始经营餐厅的打算。但事实上，我这次来的时候，他们还跟以前一样，就只多了一个铺着木板的、基础的品酒室。他们计划举办一些“美食配美酒”活动，也可能举办几场晚宴。但其实，这个酒庄已经把大部分投资花在了品酒室外的葡萄园里，还买了整个苏塞克斯郡所有跟他们相似的葡萄园。很难相信，我杯子里优雅精妙的液体竟然出自这片布满葡萄树枯枝的园子。葡萄树长久以来都是生育能力的象征，一个原因是，它们有着冬枯春荣的顽强生命力，另一个原因则跟它们酿出的汁液对性能力的作用有关：葡萄酒在古人手中有很多种用途，喝来当“伟哥”用就是其中之一。

葡萄酒，来自从枯枝上长出的果实，它战胜腐烂，它是葡萄一次又一次挥洒的血液，它从很久很久以前就是重生的象征，比罗马人开始崇拜酒神巴克斯要早得多。狄俄尼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他被杀害并被碎尸（就像一串葡萄从枝头散落），又被他的父亲宙斯用神力救活——就像早于他的埃及地狱冥神奥西里斯，以及晚于他的、出生两次的罗马酒神巴克斯。狄俄尼索斯是生育和肉体欢愉之神，他还掌管着冬季之后的大地复苏——你听见了吗，塔西佗？

话说回来，英格兰的葡萄酒也经历过一场重生。约公元 8 世纪时（“征服者威廉”来到不列颠的 300 年之前），一位被称作“圣比德尊者”的修道士写道，不列颠“有丰富的粮食作物和木材林地，有丰美的牧场可以放牧和饲养耕畜，而且有许多酿酒葡萄种植在不同的地方”。不过他没说这些葡萄园叫什么名字，这有点儿气人。《末日审判书》中提到的葡萄园有超过 40 个之多，酿造葡萄酒的习惯在不列颠至少持续到 16 世纪，直到亨利八世解散了罗马教廷在英国的修道院。不过那时，英国人也不需要在本国酿酒了，我们已经在别处占领了更适合酿酒的地方。这让人不禁再次提起那个问题：干吗非要在不列颠种植酿酒葡萄呢？当初，直接饮用当地的水非常不安全，而且宗教也允许酿酒，但即便在只能喝葡萄酒的情况下，我们也没能让葡萄酒酿造业繁荣发展，那现在干吗还要种葡萄呢？
也许是因为，不管一个人拥有多少领地、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多大的权力，他心中仍然渴望尝到家乡的味道吧。基督教《旧约》中最有说服力的象征就是一株巨大的葡萄树。相传，摩西派了两个人去寻找上帝许诺给犹太人的土地，迦南，这两个人从艾西科尔山谷用杆子抬回来了一株巨型葡萄树给摩西。这株葡萄树让人们确信，上帝的许诺之地不光有牛奶和蜂蜜，还有葡萄和酒。这也是摩西与许诺之地之间唯一的一次直接接触。

开着车穿过肯特郡的灌木篱路时，我一直在思考两种相反的诱惑：不断远行，还是停下脚步定居下来，种一些葡萄。我想到了吉斯伯恩酒庄的创始人，安德鲁·韦伯，他本来在南非做外科医生。2003 年，他女儿结婚之后，他买下了女儿家隔壁的这块地，之后几年便种起了葡萄。本来只是一时兴起，结果变成了一生的痴迷，在酒面前，人真是有意思。“他以前就在这儿睡觉。”乔安告诉我，在品酒室指了一圈。除了有一个微波炉——看起来还是临时拿来的——我倒是没看出来这屋子有能让人舒服住下的地方。

按照韦伯的商业规划，他和经理乔安、酿酒师查理· 霍兰德现在在西苏塞克斯郡另外拥有一片 21 公顷的白垩土地。我不明白，吉斯伯恩酒庄已经拥有 40 公顷的黏土地，而且酿出的葡萄酒是整个肯特郡最好的，他们为什么还要去别处买地？“因为天气啊。”韦伯说。2016 年，萨塞克郡和汉普郡都遭受了霜冻，肯特郡没有。“你总不会运气差到在两个地方都碰到一样的坏天气吧。”人们通常认为，好好待在一个地方是最靠谱的，但是在这儿，能从一个地点转移去另一个地点才是安全保障。韦伯也承认，能有机会把产自不同土壤的基酒混合调配出好酒这种事儿，他很难拒绝。

韦伯显然对法国北部有着非常深的敬意，因为他酒庄的无气葡萄酒都很有勃艮第特色，不管是葡萄品种（黑皮诺红葡或霞多丽白葡），还是酒的朴实内敛风格——啊，当然，还有非常“勃艮第”的价格。他也十分清楚，太早觊觎南半球没有什么意义。你必须先把手头该做的做好，等酒都装了瓶，再谈征服世界也不迟。

理查德· 巴尔弗-林是肯特郡另一位富有的地主，他有一栋都铎风格的房子，名下有一个地产开发公司三分之一的所有权。他也爱葡萄酒，他的哈希斯酒庄（Hush Heath）离坦布里奇韦尔斯市很近。酒庄很像过去的贵族封地，主人的房子建在小丘上，可以方便地看到很多人在“封地”上忙碌地劳作着。哈希斯酒庄的美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白垩土地，这儿也是威尔德黏土地，其下是砂砾层。但他们酿出的气泡酒品质依然非常高（无气葡萄酒略逊一筹）。我站在被密布的都铎木桩分割开来的美丽的葡萄园里，旁边是一个池塘，应该是雀鹰和河蚌的家——我不禁开始怀疑，白垩土除了被用作营销手段的价值，到底好在哪儿？我凝视着插在地里的橡木柱，它们是用来固定葡萄树周围的金属网格的，就算暴风雨来了，它们也会像石柱一样稳固，因为橡木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们在水中不会腐朽。我忍不住又问自己：“所以土壤究竟有那么重要吗？有多重要？”

一种答案是，没曾经那么重要。我们已经知道了，白垩土透水性非常好，是葡萄生长的理想土壤。但是只要找到正确的办法，而且有足够的钱做排水系统，在黏土地里也能种出好葡萄来。现在有很多种罗马人意想不到的土壤适合种出不错的酿酒葡萄，只是这样一来，葡萄酒的品质便只能说明酿酒技术的优劣，而不能表达出别的什么来了。有的时候，原本好好的土壤可能会遭受杀虫剂污染、外力侵蚀，或者其他人为破坏，但即使如此，品质不如以前的土壤也能让葡萄长得很好。比如世界上目前已知的最好的气泡酒——香槟，它们生长的白垩土上面就常覆盖着一些历经人间战乱的表层土。《以赛亚书》中预言会有这样的一天到来：“他们将会把剑打成犁头，把矛铸成修枝镰。国家与国家之间再也不会刀剑相向，也不再训练兵士四处征战。”可能吧，反正这一天还没实现。

（本文摘自《流浪的葡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