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张骞出使西域，只涉足中亚；唐朝的玄奘西天取经，只到过印度一带；明朝的郑和七下西洋，最远也只到达非洲东海岸；清朝的张德彝，则在同治五年（1866年）“膺命随使游历泰西各国，遨游十万里，遍历十六国，经三洲数岛，五海一洋”（《航海述奇》自序），真正地冲出亚洲、走进欧洲，并先后于同治六年随使美英法俄等国、同治九年随使法国、光绪二年随使英俄等国、光绪十三年随使德国、光绪二十二年随使英意比等国、光绪二十七年随使日本、光绪二十八年出任驻英公使，他将自己八次出国、累计留洋27个春秋的所见所闻，依日记形式写成《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四述奇》、《五述奇》、《六述奇》、《七述奇》、《八述奇》，最早向国人介绍了电梯、火车、电报、电话等淫奇巧技，并且也最早向国人描述了西餐、咖啡、巧克力以及各种洋酒。

　　却说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一日，19岁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副总办官斌椿等人从北京启程，取道香港搭乘法国轮船开始了中国人破天荒的欧洲之旅，他们的任务是“察访风俗”。三月十八日登陆马赛，二十日乘火车赴里昂，张德彝描述途中所见时写道：“有山冈，长七十余里，盛植葡萄，高皆二尺许，每株每岁只结实四五枚，色红味酸。国人以之酿种红酒，名番鲁石，其味仍酸，饮必加凉水一半。”——位于马赛与里昂之间的“番鲁石”，应该是Provence（普罗旺斯）吧？中国人给红酒兑雪碧的渊源，大概是打这儿来的吧？二十三日从里昂抵达巴黎，下榻的旅店名叫阁朗达，张德彝描述旅店的饮食时写道：“酒名三鞭、比耳、波兜、支因等。其色或黄或红，或紫或白；味或苦或甘，或酸或辣不等。”——“三鞭”应是 Champagne（香槟），“比耳”应是Beer（啤酒），“波兜”应是Bordeaux（波尔多），但“支因”难以理解：读音或许接近Gin（琴酒），但琴酒通常不是放在餐厅的酒，故疑似“来因”（Rhine，莱茵）之笔误。五月二十六日，已到斯德哥尔摩的张德彝一行参观瑞典积新宫时，他又描述道：“司宫官请饮三鞭、舍利等酒，佐以樱桃、地椹。”——“舍利”应该是Sherry（雪莉酒）吧？

　　在记述第二次出国见闻的《再述奇》中，张德彝在美国依然常喝“三鞭”和“舍利”，并在同治七年五月十五日的日记写道：“合众国有酒名回四季，力大而猛，味醇而沉。”——“回四季”无疑是Whiskey（威士忌）。

　　在《三述奇》中，张德彝还喝到了“阿斯堤”（Asti，今译阿斯蒂），同治九年十月十七日的日记写道：“早饭饮得义大利国酒名阿斯堤者，其色白，味如三鞭，酒力稍大。”——如此进行比较，更加应证“三鞭”即香槟。

　　张德彝第三次出国，是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天津教案”专赴法国“递国书以固友谊”，但不巧赶上普法战争，便辗转波尔多滞留40多天。张德彝虽然没有写到喝拉菲或拉图的情形，但描写了波尔多的气候，同治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的日记有“忽晴忽雨，无雪无冰”的记载，二十日又有“暖而多雨，入夜微凉”的记载。在《三述奇》中，张德彝将“波兜”改译“波耳多”，终于接近了后来的“波尔多”。

　　在同治十年九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首次将他又喝到的“三鞭”改译“香宾”，似乎比后来的“香槟”更加信、达、雅。

　　在《五述奇》中，出使德国的张德彝还描述了宴会的饮酒次序，光绪十四年二月十一日的日记写道：“酒故多种，不得乱饮。汤后随菜饮红酒、白酒与舍利，随果始饮香宾，食毕始进布兰的一小杯。”——次序不见得记述精确，但餐后那杯“布兰的”无疑是Brandy（白兰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