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爱喝酒，爱喝酒之后的那种迷狂状态，他认为可以让他的艺术精神得到升华。但他却从来也没有想过把自己的精神连同肉体一起交给酒。而中国很多文人，则真的是“但愿长醉不愿醒”。

　　魏晋的竹林七贤足以组成一个疯狂的酒鬼团队。嵇康、阮籍、山涛、刘伶等人常常纵酒达旦，烂醉如泥。刘伶外出饮酒，让仆人带上锄头跟在后面，并嘱咐说：“死在什么地方，就埋在什么地方。”他随时准备暴饮而终。阮籍任性不羁，放浪形骸。他曾连日酣饮，大醉六十日。好像永远都不愿从醉酒中醒过来。他们爱酒爱到了疯狂的地步，且慢，应该是爱醉爱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们饮酒是为了醉，甚至是为了葬身于酒。这一点，是西方的酒精神中所没有的。

　　东晋诗人陶渊明是割发置酒的饮君子，他坦露心怀说：“能让我常醉于酒，平生之愿足矣。”苏轼也爱饮酒，经常通宵达旦地喝。如现在家喻户晓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在“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的情况下写的。他还有一首《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道三更时分，酒醒归家，家僮已睡，“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最后他还悠悠叹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令人感到酒对诗人来说，就是安眠药。他们就是要在大醉之中寻求安乐死。

　　从竹林七贤，到苏东坡，都是在失意中求得一醉。当然，苏轼是被一贬再贬，越贬越远，一直从徐州、黄州到惠州，甚至到了海南岛。他身上天然的儒、释、道相融合的思想色彩令他总是留有一丝希望，所以总体而言他还是乐生重情的。但竹林七贤就不一样了，政治上不得志，经济上比较困窘。他们的放旷有时简直近乎现在的吸毒者。不仅饮酒，而且服石—就是吃一种石头磨制的药粉，其功效大概和现在的海洛因、摇头丸之类相似，就是用生命换取一时的狂欢。或者说，就是在这醉生梦死的瞬间，加速生命的结束。对于饮酒也是如此，他们似乎满不在乎自己的肉体，随时准备弃它而去。

　　中国酒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饮酒尚烈，饮酒溺醉。这正反映出饮酒者内心的脆弱。由于我们的文化里缺少终极关怀，所以人们不相信来世，更不相信灵魂拯救之说。面对时光飞逝，人生无常，只想及时行乐，享受今生。如果人生失意或者官场失宠，古人们常常就会情绪失控，只求葬身于酒，从此与功名利禄告别。

　　这样比起来，咱们葬身于酒的境界和尼采的酒精神比起来，完全是两回事了。电影《云端漫步》把西方的葡萄节狂欢好好渲染了一番，众人踏着葡萄跳舞，面色潮红，一同享受丰收的喜悦和美酒的魔力。而想想我们葬身于酒的瘾君子，却是脸色越来越惨白，终于扑通倒下，永不醒来。

　　有人在醉酒中寻求灵感，有人却只是借酒避世、以醉遁世。前者表现出对生命的热爱，后者却对生命毫无留恋之意。也许我们真的应该扪心自问：酒是什么？是精神的洗浴剂，是超度灵魂的魔水，还是生命的毒药？荷锄喝酒的刘伶其实是为死而喝酒，很多人都是为死而喝酒。中国的酒文化里，很多人只是在利用酒，利用酒来达到各种各样的目的，包括结束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