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1955年于法国
如果你像我一样写一本关于酒和男作家的书，你将会更频繁地问一个问题“女作家会怎样”，有嗜酒的女作家吗？她们的故事是相同还是不同？第一个问题会很简单。是的，当然有，而且她们之中有灿烂和躁动不安者如：简.里斯，简.斯坦福德，玛格丽特.杜拉斯，珍.波尔斯，安妮.塞克斯顿，卡森.麦克拉斯，多罗克.帕克和秀莉.杰克逊。酗酒在男性中比在女性中更盛行（2013年，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计算9%的男性和5%女性是酒精依赖者）。然而，并不缺少女饮酒者，不缺少软绵绵躺倒的午后和汗涔涔持续到白昼的寻欢作乐。女性作家不能抵制酒瓶的诱惑，更不能躲开诸如此类的麻烦——打架斗殴和被捕，丢人现眼的越轨，与朋友和其他亲密的关系慢慢被毒化，这会烦扰她们的男性同行。简.里斯曾因攻击被短暂关押在Holloway。伊丽莎白.毕肖普不止一次在喝光柜子里的最后一滴酒后把科隆香水都喝了。但是她们饮酒的理由有不同吗？社会对喝酒和作家的反响如何？特别是处在油滑，微醺的20世纪，如果能称之为黄金时代的话。
在1987年的著作《物质生活》中，法国小说家和电影制作人玛格丽特.杜拉斯说了许多作为一个女性和作家令人震惊的事情。她振聋发聩的言论之一是关于女性和男性饮酒区别的，也可以说不是区别而是两者如何被感知。“当一个女人饮酒时”，她写道，“犹如一头野兽或者婴儿在喝水。酗酒对女人是丑闻，女酒鬼是个少见的，严重的问题。它玷污了我们神圣的本性。”真让人伤感，她加上自己的结束语：”我意识到我在我身边制造丑闻。”
她天性好酒，她发觉，从她喝第一口酒开始。有时她设法一次戒几年；但是只要在饮酒期，她就全力以赴。醒过来就开始喝，先来两玻璃杯后停下来吐一会，然后在干掉八升波尔多葡萄酒后昏醉得不省人事。“我喝酒因为我是个酒鬼，1991年她对纽约时报说，“我真的是个酒鬼，就像我是个作家。我是真的作家，我是真的酒鬼。我喝红酒才能入睡。之后，夜晚喝白兰地。每小时一杯红酒。早晨喝了咖啡后喝白兰地，然后开始写作。我回顾这些时我自己都惊讶我怎能还设法写作。”
多罗斯.帕克在工作中，1937年与她的丈夫，剧作家Alan.Campbell
同样让人惊讶对是她如此努力继续写作，这些作品大都如此精美，超然逸出于这有时简直是悲惨的写作条件之上。杜拉斯写了几十本小说，这其中有海墙，琴声如诉和劳儿·维·斯坦茵的迷醉。她的作品优雅，具有实验性，充满激情，仿佛具有魔咒而又栩栩如生—几乎能催生感官产生幻觉，还有它的音韵力量。作为新时期罗马的领跑者，她从传统里省略了情节与人物，现实主义小说的笨重装备，同时还保留了近乎古典的严肃性—一种通过大量修改推敲所致的纯净风格。（忍不住插一句，杜拉斯这招王小波也有谈到啊）
杜拉斯童年时代的特点是恐惧，暴力和羞辱：酒鬼早期常见的连锁事件开端。她1914年出生于西贡，原名MargueriteDonnadieu（杜拉斯是笔名），父母都是法国教师。她七岁时父亲去世，留下一贫如洗的家庭。她的母亲省吃俭用买了个小农场，却被人在价格上蒙骗，买的是块会定期被海水淹没的土地。玛格丽特的母亲和哥哥都打她。她记得自己在树林里抓鸟吃，在装满从上游漂来的动物尸体的河流里游泳。在学校她就发生过性关系，似乎因金钱原因受到家人的鼓励，和一个大很多的中国男人。然后她结婚了，和另一人有个儿子，拍电影，一心一意地生活和写作。她酗酒随着时间逐渐恶化，停而复始，越发难止，直到68岁时被诊断出肝硬化，被迫戒酒-一段可怕的经历—在巴黎的美国医院里。
没有多少作家设法保持清醒，而他们这样做了就得忍受产出下降。誓言比不上酒精的魔力，它既是创造力的催化剂也是大脑功能的破坏者，会清除记忆并对前酒鬼的思想积累和表达产生严重损坏。但是杜拉斯在停止饮酒后两年写出了她最出名也是最好的小说之一。情人说的是印度支那一个15岁的法国女孩，和一个年长很多的中国男人的不伦之恋。这本书的大部分都引自杜拉斯已经表现出来的狂暴和堕落。
后期出版的版本表明，她设法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童年原本场景中，用变幻无穷的色彩不断地重新描述它，有时肉感有时浪漫，有时粗野而怪诞。重述同样的故事，重复地回到她已知的事物正在毁灭她：这些重复的动作，有些能催生，有些则具有深深的破坏性，使得评论家Edmund White怀疑杜拉斯是否受到弗洛伊德所谓的强迫性重复的钳制。“我熟悉它，欲望被杀死，我知道它存在”，她曾经和别人谈到，而它是如此强烈，这绝对的而且毫无妥协的幻境，把她的作品撕裂。同时，这谈话似乎说明她怎样把酒精作为她特有的自虐方式，自戕构想，自我麻醉以逃避她在自己作品中所看到的无处不在的残酷凶蛮。杜拉斯梦魇般的童年引出了开始的问题。什么造成酒精成瘾，对于女性和男性有何不同。嗜酒有大约一半的遗传率，一种基因偏好，或者说环境因素，例如早期生活经历和社会压力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海明威到斯科特.菲兹杰拉德，从田纳西.威廉姆斯到约翰.契弗，在检索嗜酒的女作家自传时，你可以一而再地发现她们男性同行生活中类似的家庭悲剧史。
伊丽莎白毕肖普是一个绝佳例子。她家族中多位成员都酗酒，包括她的父亲，当她还是个婴儿时去世。毕肖普的生活过多地被失落和物质不安全破坏了，这种情况在酒徒的家庭史中很常见。当她五岁时，母亲被收容，她们互相再没见面。取而代之的是，毕肖普在姑母之间被扔来扔去，一个焦虑的孩子，一个自由的史密斯女子学院学生，在马萨诸塞，谢天谢地发现了酒精作为社交润滑剂的用途，但还没意识到酒精本身所具备带来孤独失落的能力，等发现时已太迟。
伊丽莎白.毕肖普
在诗歌”一个醉汉“中，毕肖普从自己生活中引用一些事件创造出一个嗜酒者的反讽形象，敏锐地解释了他们异常的渴望。”我早就开始喝酒，可我从来没喝够“。这位叙述者承认，这一诗句在约翰.贝里曼的直白诗歌“梦曲”中回响："饥渴是他的宪章，红酒、香烟和酒精，还要、还要、还要”。
羞愧感是毕肖普喝酒的主要推力，首先是她从孩提时就自带的内疚感，然后是她纵酒狂欢后的羞愧，后来还有性取向方面的原因，一个女同性恋身处同性恋还不被许可和接受的时代，毕肖普在巴西发现了她最大的自由，建筑师Lota de MacedoSoares。她在那里度过了多产和宁静的岁月，尽管这其中交错着大醉酩酊，随之而来的有难以避免的打架和误解，以及身体健康的惊人恶化。
羞愧感也是派翠西亚·海史密斯生活中一个重要因素，1921年她出生时原名玛丽.派翠西亚.普朗曼，她的姓氏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男人的纪念品，她的母亲在她出生前九天离婚。她也不欢迎她自己。她母亲在怀孕四个月时喝松节油想流产。"真好笑你喜欢松节油的味道”，她后来说到。这个残酷的笑话引起契弗回忆起他的父母把要流掉他当笑话逗弄他。和契弗一样，海史密斯对她的母亲有着复杂的感情，和契弗一样的是被欺骗、空虚，一种不真实感，但和契弗不同的是，她勇于面对她的性欲望指引的方向，虽然她的生活确实经历了有时欢愉，有时因与社会取向背离的困扰。（注：海史密斯应是双性恋）
她是个焦虑、内疚、眼泪涟涟的孩子——悲惨，用她自己的话说。八岁时就忍不住幻想杀死继父斯坦利，12岁时继父和母亲之间的打架扰乱她的生活。那个秋天，派翠西亚的母亲带她去了德克萨斯，说她要离婚并和帕特与祖母一起住在南方，但是过了几周这种全是妇人的乌托邦生活后，海斯密斯夫人回到纽约，连个解释都没有就丢开了女儿。孤立无援地度过了悲惨的一整年。派翠西亚再没能从被背叛的感觉中回过气来，那种自己被抛弃的感觉。
派翠西亚.海斯密斯1987年于瑞士家中
她在纽约巴纳德女子学院读书时开始饮酒。在四十年代一部日记开头，她写下了她的信念，饮酒对于一个艺术家很重要，因为它使她能“一而再地看见真理，单纯和原始的情感”。十年里，她描述着下午四点带着一瓶杜松子酒上床睡觉的日子，后边还会喝掉七杯马丁尼和两杯红酒。到60年代时，她的生活靠狂饮继续，早晨眼睛靠开眼器拨开，说着关于她喝酒和生活中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谎言——诸如她是个多么好的厨师和园丁，虽然那时她的花园早就尽是干死的草，而她通常就吃点谷物制品和煎蛋。
大多她的感受和表现进入她的作品，酣畅淋漓地成为她的著名人物。汤姆.雷普利并不嗜酒但他就像个完全的酒徒：他的偏执性，负疚感和自我厌弃，他需要遗忘或者逃避痛苦而空虚的自己。他永远都在离开或者滑向某人，更多享受，更高地位，尽管这本身让人羞耻而且会引发他随意而可怕的谋杀。实际上，雷普利全部生涯就是个杀手在模仿酒徒，他不断被某种重复性行为需求所驱使，以掐灭这个行为造成的麻烦。这本书中还有种氛围，那种若隐若现的焦虑和厄运，在所有酗酒的作品中都如此熟悉。看看《天才雷普利》的这段，汤姆在罗马时，设法让自己确信他不会因为杀害迪奇而被捕。
如果受到袭击，汤姆都不能知道谁会袭击他。他肯定不敢想象警察。他害怕那些萦绕在他脑海里的无名、无形的像复仇女神似的东西。只有在几杯鸡尾酒浇灭他的恐惧时他才敢安心去塞尔维亚东正教堂，大摇大摆走过并吹着口哨。
拿掉名字，他可以直接从查理斯.杰克逊的《消失的周末》里浮现，或者出现在田纳西.威廉斯的酗酒日记里任意一页。
珍.波尔斯1967年
毫无疑问，个人生活的不愉快是男人或女人养成饮酒习惯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些私密故事还有一些留白，一些任何个人都难以面对或者表述的部分。在珍.柏尓斯的故事集《单纯的快乐》中，伊丽莎白.杨做的序言里把二十世纪大部分时期里的西方女性的生活概括为有活力和怒气的。“直到70年代，妇女都是不值钱的和被轻视的。”她写道：“她们，全都是，在能力上被视为和小孩一类，和小孩不同的是，又是喜剧演员保留节目里每个笑话要抖的包袱。她们被视为陈腐、嘴长、虚荣、迟钝和无用。老女人是丑老太婆，战斧，后母，老处女。女人在男性世界里出现只有被视为性对象时。此后她们就完全消失，被绑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标签——蔑视、嫌恶和感情上的故作感伤后活埋。”
通过阐述的方式，她讲了被一位被杜鲁门.卡波特，威廉.巴勒斯和高利.韦达尔认为能侧身当时最出色作家群的女作家故事：一个现代主义的巨人，虽然产出不多。在中年经历过一次酗酒导致的中风后，珍.柏尔斯被送去看一个英国神经学家，他居高临下惺惺作态道：”您没有干活，我亲爱的柏尔斯夫人，回到您的锅碗瓢盆旁边设法开始工作。
这种强烈无视女性，不能理解她们的天赋和内在的生命，非常典型。类似的场景也能在20世纪其他女作家的生活中看到。以琼.斯特福德的为例，在当时她更以罗伯特.洛威尔的妻子为人所知，而不是她获得普利策奖的故事集或者非凡而凶野的小说——《美洲狮》。后一部作品发表于1947年，此时她正在Payne Whitney,纽约上区的一家精神病院里日渐干枯。那里，她的精神病医生坚持让她改善着装，换掉她惯常的袋式开衫和宽松裤，换上衬衫和裙子，戴着珍珠项链出席晚宴，而对她的回顾没兴趣，就像斯特福德苦笑所言，“一个史密斯学院女孩”。
我想没有其他作家能比小说家简.里斯更好地表达这种压力和伪善了，她几乎不能被描述为女权主义者，也如此尖刻和阴郁地描写了许多妇女，至今仍让人不安。里斯1890年生于多米尼加岛，原名格温.威廉斯，对于她的英国父亲和克里奥尓母亲来说，就像菲茨杰拉德，她是个替代品，在她姐姐死后九个月怀上。又像菲茨杰拉德，她的感觉完全是置身局外，不太真实，或者天生讨人喜欢的。她十六岁时来到伦敦，一个漂亮，无望无知的女孩。她对一个充满魅力新生活的期待被暗灰，酷冷，毫不相让，随意粗野的人们给冲没了。她在戏剧学校时父亲去世，她选择溜走而不是回家，成为一个合唱团女孩并改名艾拉.格雷。
艾拉.格雷，艾拉.莱格利特，简.里斯，哈默夫人，不管她旅行中用的是什么名字，里斯总在溺毙的边缘，一直发狂似的急于找到一个男人，能够庇护她，给予她渴望的安定富贵的生活。不习惯于爱，她挑选很差，也或许只是运气差，选择的男人要么抛弃她，要么不能提供给她所需要的物质和情感保障。她流产过，结过婚，有一个夭折的婴儿和一个女儿。玛丽安娜（她的大部分童年是处在远离母亲的另一国由他人照看的），结了一次又一次婚，在经历这一切不幸时一直都处在困窘边缘，摇摇欲坠。
酒精很快成为一种对付麻烦和混乱的方式，遮掉暗黑的斑渍，暂时填满欲望无穷的黑洞。正如她的自传作家所说，她的过去折磨着她以致她不得不写出来，然后写作又折磨她，她不得不喝酒以写作，喝酒以续命。
但是从这晕厥迷乱中出现的却是一系列奇迹般明晰澄澈的小说：怪异，游移的现代主义奇迹，关于那些孤独，无根的混迹于伦敦巴黎半上流社会的女性。这些书，四重奏，离开马肯斯先生之后，暗夜旅行和早安.午夜从穷人的有利位置来展示世界。它们是关于压抑和孤独，是的，但它们也是关于金钱：金钱，阶层和势利，这就意味着，你买不起吃的，你的鞋子又穿烂了，你就没法保持一点优雅的小幻想，不能保持勉强生活的方式以及被社会接纳。里斯对世界的描述是残酷的，女人在其中孤独老去，找不到一张安全网，一点维生的钱也渐渐花光。
在精彩而不稳定的作品《早安，午夜》中，她精确地展示了为什么一个女人会去喝酒，在工作和爱情上选择有限。同时，与和她时代相近的菲茨杰拉德不同，她把饮酒作为一种现代主义的技巧。这部小说以精彩多变的第一人称撰写，滑行于莎莎游移不定的情绪中。“我已经受够了这些淌着黄色冷泥的街道，充满敌意的人们，每晚我都要哭泣着入睡。我受够了思考，受够了回忆。现在威士忌，朗姆酒，杜松子酒，苦艾酒和葡萄酒，酒瓶上都写着“既然活着，喝喝喝”。我一醒来就重新开始，有时我不得不强行停下，你会以为我得了颤抖性谵妄或者什么。
二战期间，里斯从公共视野消失，1956年在BBC广为寻找被认为死亡的作家信息时再现身。60年代她住在德文郡一个叫旱船平屋的地方，过得像翻船海难，与她的第三任丈夫，坏脾气的马克斯.哈默住在一起，他因诈骗入狱，并在一次中风后瘫痪。在这段灰暗的岁月里，莱斯受着极端贫困和压抑的折磨，还有她的邻居，非把她说成巫婆。她在用剪刀袭击他们其中一人后被送往精神病院。饮酒有增无减，比以前更糟。于此同时，她一直在写一本新小说，梦回藻海，被认为是简.爱的先行篇，描写她在加勒比海的童年，她成为局外人的感受，都遗落在坚冷难述的英格兰。
“没有人,”戴安娜.阿斯尔在STET这本书里写道,”读过简.里斯最早四部小说后会认为她善于经营生活，但是只有见到她才会知道她能把这事做得多糟”。这时阿斯尔成为里斯的编辑，友善地待她，一如索尼娅.奥威尔和弗朗西斯·温德姆，她们是她重振的保护神和卫士，成功来得太迟，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已使里斯伤痕累累的内心世界变得不同。
简.里斯
在她关于里斯的作品中，阿斯尔大惑不解于什么是这些酗酒女作家的关键问题，她们如此拙于谋生，如此无力面对生活和承担所造成的问题，却能如此善于描述这一切，直视入那些对其他人完全是盲点的东西：她的信条—如此简单易述，难以追随—就是她必须告知事实，按其本相描于笔下，这残忍的努力使得她能用她独有的方式理解她自己受伤的本质。
这种残忍在里斯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把自怜转为无情的评判。她展示了权力怎样运转，而人们对于低微者有多么残酷，也揭示了贫苦和社会风俗怎样束缚女性，限制她们的选择，直到霍洛韦的牢房和巴黎旅馆的房间看上去并无差别。这绝不是女权主义的成功，一种独立平等的主张，而更是一种残忍，阴魂不散的阐述，成堆的纸牌和灌铅骰子，即使最清醒的女子也会被逼得只有不停地喝喝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