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嗜酒的国度，而在魏晋时期恐怕是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巅峰。从帝王将相到世家大族到高洁隐士到庶族寒民，几乎无人不饮酒，无人不爱酒。这种饮酒的风气自然也影响到后人，特别是在唐朝再起了一座山丘，这样，酒就变成了中国文化一个永远绕不过去的话题。　　
　
　　从魏晋建安时期的“三曹”说起，魏武帝曹操名篇《短歌行》，首联便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其后的魏文帝曹丕曾在《与吴质书》中回忆说：“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以及在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曹植，在《名都篇》里又有“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的豪放与不羁。正始时期的“竹林七贤”更是个个视酒如命，尤以刘伶最甚。《世说新语》任诞篇记，刘伶病酒，说的是，刘伶没有酒喝，“病”倒了，便向妻子要酒喝，妻子哭泣着对他说，你喝酒再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一定要戒酒。刘伶便说，可以，但是我自己无法控制，你给我备酒肉来，我要在鬼神面前祷告发誓。妻子照做，谁知刘伶见酒肉跪倒直呼，“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甚不可听。”随即拿酒肉大吃起来，“隗然已醉矣”。其后又有最富盛名的陶渊明诗“篇篇有酒”，“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可谓俯拾皆是，蔚为壮观！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喝酒呢？这个问题一提，自然又要问，酒到底是什么尤物，又有何种“功用”呢？

　　《世说新语》任诞篇中有这么一则故事，王恭问王忱，阮籍比起司马相如来的怎么样，王忱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也就是说，阮籍心中多了抑郁不平之气，所以必须用酒来浇薄冲淡。再如晋朝名士张季鹰，即张翰，纵情放任，不拘小节，有人问他，你可以纵酒一时，难道不想身后留名？张豪放地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使一杯酒”。显然，张是借饮酒的豪情与豁达来掩饰自己的不得志。又如唐朝高适，一个颇有抱负又具备政治才干的诗人，但唐中期宦官势力崛起，与士人长期对立，高适自然有失意落寞的时候，便作诗安慰自己，“蹇质蹉跎竟不成，年过四十尚躬耕。长歌达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后名。”可见，诗人不得志要饮酒。

　　魏晋时期，常年战乱，朝代更换频繁，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嵇康、陆机、陆云、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谢混、谢灵运、鲍照、王融、谢朓等等。因此诗人借“醉酒”逃离政治风波，以安活于世的例子也比比皆是。著名的便有“三日仆射”周伯仁的故事，《世说新语》中说其“风德雅重，深达危乱。过江积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也就是说周伯仁深知国家的危乱与动荡，故借吃酒的“醉生梦死”来躲避祸害。可惜，世事不由人，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周最终还是被王敦所杀。

　　国家久战必合，到了盛唐，诗仙李白更是酒不离手，写得一手好诗。真可谓“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太白喝酒更是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其诗《月下独酌》中有，“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人孤寂了，喝酒；又有《将进酒》中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诗人高兴了，喝酒；再有“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诗人惜别了，喝酒。酒酒酒，酒在古人眼里几乎无所不能了，也更是行走江湖必不可少的东西。

　　中国有几千年的民族文化史，便有几千年的“酒史”，酒也是中华文化中最耀眼的明星。在中国，从名扬万里的国酒茅台到鲜为人知的地方小酒，从价格不菲的贵宾酒，到最平民化的北京二锅头，一律很是畅销。中国人有如此深厚的酒的情怀，那么古人与今人喝酒又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首先，由于个人的经历互相迥异，一个人情绪的变化更是如风如云，变幻不定，所以，人们会在各种心里状态下喝酒，至于是借酒浇愁还是举杯同庆，因人因时而异。

　　其次，古人喝酒多了一份豁达和豪爽，而今人喝酒则多了一份商业化和功利化。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人们的视野在无限制地扩张，与此同时也撩拨了人们无止境的欲望，经济的迅猛发展挟裹着我们前进，我们来不及思考便崇拜上了金钱，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我们一生为追求金钱而自感生活充实，也因为金钱束缚了我们的手脚，俗话了我们的思想与精神世界。而酒便自然而然充当了这份浮奢之气的“金令牌”，似乎没有人能抵挡这股强大的威力。社会名流找各种理由聚头，餐桌便成为“联络感情，切磋商务，总结调研”的最佳场所；而平民百姓每每醉酒而归多半是替领导或者老板挡酒。更有甚者，有些企业竟然把能否喝酒，能喝多少作为招聘人才的最后一道关卡。
　
　　最后，魏晋名士喝酒，喝出的是个性的张扬，是对自由的崇尚，对美和真的追求，而现今人喝酒，喝的是“大众化”，是对个人性情的“钝化”。魏晋时期虽十分重视古来制定的礼法，但在士人中间流行的并不是儒家学说，而是“三玄”思想，即《老子》、《庄子》、《周易》。如名士阮籍直言“礼岂为我辈设矣？”，还有刘伶“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的任性而为。他们置世俗于不顾，言行之中透露的不仅是形神之美、性情之美，更有儿童般的“真”美，正是这份“真”将人文精神推向了高峰。

　　正如学术界议论纷纷的“中国没有天才”的问题，天才都是有个性的，需要“自由”的生活环境。而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教育方式制造出来的学子就像从流水线上下来的工业品，“千篇一律”。偶尔，或许有“一枝独秀”“特立独行”的“怪物”，也只会淹没在我们的白眼和唾沫之中。记得九十年代曾兴起一波“人文精神寻思”的浪潮，在《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一书中浓墨介绍构建当代人文精神的原则，第一条便是：在整体化视野中构建个体性。然而，现代人更多的是寻寻觅觅地追逐，还有几个人提“个性”，提“自由”？

　　酒，从酒中品世情万态，从酒中读人情冷暖，从酒中寻人性真美。成也酒，败也酒，有多少人因酒误事，又有多少人能像前英国首相丘吉尔一样自豪地说，我从酒里获得的东西比酒从我这里拿走的要多得多！

　　酒，到底是何物，引无数英雄“竞折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