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勃艮第品鉴会人声鼎沸，国人对葡萄酒的热情大大超出了举办方的想象。当酒友们忙着品尝最贵的Chambertin、Puligny/Chassagne Montrachet….时，我却先拜访了另外几家人。

　　今天这第一篇文章，写的是第一家酒庄Jean Durup Pere et Fils。

　　走进会场正对着的便是Jean Durup Pere et Fils

　　庄主脸圆圆小小的，满面笑容，一副好好先生的样子。我要他倒了一款petite chablis，然后问了一句话

　　“贵庄是当年Chablis产区扩展的最大受益者吧？”

　　庄主一惊，缓缓道：“想不到中土居然也有人对我们的历史这样感兴趣。”

　　“仅是略知一二而已。请您跟我讲讲这件往事吧。”

　　庄主的表情瞬间肃穆：

　　“这是发生在我父辈时候的事情了。”

　　100多年前（19世纪90年代左右），北美来的根瘤蚜毁坏了欧洲90%以上的葡萄园，Chablis地区也不例外，许多村民另谋生路，不再耕作葡萄园；之后，法国南部通往巴黎的铁路开通，又进一步蚕食了Chablis的主要市场，更多的村民选择了放弃，Chablis地区的葡萄园由强盛时期的40，000多公顷降到区区不足500多公顷。但我的父亲坚信Chablis总有回复荣光的那一天，于是他出资买下了不少葡萄园 - 那可都是在斜坡上的上等良田啊… 这些田，我们祖祖辈辈就耕种着，种出葡萄酿成酒，一直都是标着Chablis的名称，那些官老爷们凭什么说Chablis只能出产于叫做Kimmeridgian的土壤上？

　　（我们地球上的土壤从古代到现代，是一层层摞起来的，比如比较底层的就是有三叶草化石的，再往上就是有厥类植物的，再上层就是有恐龙的了，说白了，就是先死掉的生物就被埋在最底下。Kimmeridgian是侏罗纪末期的一个年代，富含牡蛎等海生物的化石。Portlandian则仅接着Kimmeridgian。Kimmeridgian为啥这么重要呢？因为Chablis人认为这种海生物化石岩层给他们的酒带来特殊的青烟、燧石的味道，这种味道是其他区域无法模仿的。）

　　1938年，当Chablis刚刚成为AOC时，Chablis分为4个法定产区：Petite Chablis, Chablis,Chablis 1er Cru, Chablis Grand Cru，产区也并没有今天这么大，只是以Chablis这个小镇为中心，仅包括周围邻近的几个村庄。因为当时划分产区的依据就是按照土壤成分：处于Kimmeridgian土壤上的葡萄园才能称的上是Cahblis/1er/Grand Cru法定产区。而Jean Durup家所在村庄的土壤构成却主要是Portlandian，所以只是被划分为Petite Chablis。Petite Chablis直译为“小”Chablis，听起来质量差些，不利于销售。

　　利益受到影响的各村名门望族们愤怒了，骂战开始，甚至不惜对簿公堂。昔日和睦的酒农也分为两大派：一派叫做夏布利产区捍卫者辛迪加（Le Syndicat de la Defense de l’Appellation Chablis），由william fevre领导；另一派叫做夏布利村民联邦（La Federation des Chablisiens），由Jean Durup领导。来自Chablis镇的william fevre们觉得要严格限制Chablis这个名称的滥用现象，而来自稍远一点的Maligny村的Jean Durup就不服气了：我们祖辈一直使用的名字凭什么让你们一纸法律就剥夺了？连地质专家们都说Portlandian土壤实际上与Kimmeridgian差不了多少，并且我们这里斜坡上的葡萄园处于更好的microclimate（微气候）环境中，葡萄酒质量也不比你们的差，凭什么？

　　吵来吵去，直到1978年，INAO终于出声了，在Chablis这样极北严寒的地区，微气候环境的因素比土壤更重要，这样，Chablis产区的面积一下扩展了3倍。

　　这次宿怨的结果是以william fevre的失败告终，但他不会这么快退出舞台，因为下一篇文章里，他会在另一宿怨中再次失败。不过，不同的是，这次他以保守者的身份失败，而下次却是以革新者的身份失败。。。

　　今天这篇文章可以用两个字概括：“执着”。

　　无论是Jean Durup当年买地时对Chalibs这个名气的执着，还是后来他领导村民们对抗权威数十年的执着，都让我今天深有感触。

　　下班后，去做某件没有任何把握的事情，挤了半天地铁，出了国贸，然后决定走着去双井，这是我繁忙生活中能够锻炼身体、放松心情的极少机会之一。快到双井站了，打了个电话，然后得知这事100%今天做不到了。来回花了一个多小时，也许有的朋友会笑我，走之前打个电话问问不就行了？可是如果在东直门就打电话，我便不可能在打电话后5分钟之内出现在双井车站了。人生许多事情，不是看有没有收益才去做的。我以前认识几个非常聪明，又极端理性的朋友，做事考虑太多，目的性太强，有些事情觉得没有什么收益，或是成本太高就不去做了。但是我认为，如果凡事都要考虑利益关系，那么可能今天我不会学到多少葡萄酒知识，也不会有这么多无私帮助我的朋友了。

　　今天文章的两个字，就献给2010年11月1日星期1的我。也许2011年11月11日的再来看这篇文章时，会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