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已成为波尔多葡萄酒最大的进口国，中国人平均每分钟就要喝掉110多瓶（以2011年的进口量而言）。对于相当一部分富人来说，收藏几瓶波尔多名酒已经不算什么，收购一座波尔多酒庄才够范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波尔多已有20多座酒庄被中国人收购，包括影视明星赵薇夫妇收购的蒙洛酒庄。甚至在湖南卫视今年暑期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胜女的代价》中，来自上海的“富二代”汤俊甫一出场，就在泰晤士河畔的咖啡座与怀特小姐讨论到前往波尔多考察酒庄的投资计划。

　　国人对波尔多葡萄酒的认知，最早或可追溯到魏源的《海国图志》，其中的《佛兰西国总记》写道：“其西海边最广大之海口曰破耳多，乃运出葡萄酒之码头。”—“破耳多”在字面上不甚雅观，但那时候的国人喜欢把难看难听的字让给洋人，类似的比如“拿破仑”。在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中，介绍到法国的“日伦大府”（吉伦特省）时，又有如下记载：“西距大西洋(600558,股吧)海，首邑名波耳多，海港深通，上接内河，葡萄酒由此出运。为西境第一大埔头。”—比之“破耳多”，徐继畲的“波耳多”感觉稍好一些。

　　最早见识波尔多葡萄酒的国人，或许当数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副总办斌椿率领的游历泰西使团（中国人首次出使欧洲，斌椿自称“中土西来第一人”）。据随行做翻译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记载，使团于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从里昂抵达巴黎，下榻于一家名叫“阁朗达”的旅店，张德彝描述旅店的饮食时，提到“其色或黄或红、或紫或白；味或苦或甘、或酸或辣不等”的数种洋酒，其中的“波兜”或许就是指波尔多葡萄酒。同治九年，张德彝又随兵部左侍郎崇厚为“天津教案”专赴法国道歉，但不巧赶上“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使团便先辗转波尔多。众所周知，土质和气候是决定葡萄酒品质的根本因素，在张德彝的《三述奇》中可以看到，他显然已经敏感地注意到波尔多的气候有些特别，比如在同治九年十二月的日记中，二十日“天时暖而多雨，入夜微凉”，二十三日“早见露结为霜，水始成冰。巳初，暖则皆化”，二十四日“终日阴晴风雨不定”……张德彝这次对波尔多市的译名采用了徐继畲的“波耳多”，但喝到波尔多葡萄酒时，他又译为“柏都”，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一日的日记写到旅店对门的当地人郎柏尔请他们小酌时，“酒则舍利、高酿、醁芝、柏都等”。—“舍利”应是“Sherry”（雪利酒），“高酿”应是“Cognac”（干邑），“柏都”应是“Bordeaux”（波尔多），“醁芝”较费解。

　　光绪五年，又有两位中国人游历波尔多，即驻法公使馆参赞黎庶昌和法文翻译马建忠。据黎庶昌在《西洋游记》描述，他们于光绪五年七月初十下午六点钟抵达波尔多—他把波尔多又译为“包尔兜”，文中写道：“法国最大之码头，东南数马赛，西数包尔兜。所产葡萄红酒极有名，为法国税项巨款之一。”有趣的是，黎庶昌和马建忠下榻的旅店，正是张德彝他们当年住过的“诺得尔佛朗腮”（法兰西酒店），而且“其主人犹能记忆”。

　　就在同一年，张德彝又随崇厚出使俄罗斯，他在《四述奇》中明确地写到在圣彼得堡喝“波尔多红酒”—光绪五年七月二十六日（黎庶昌游历波尔多的半个月后）的日记写道：“晚同蒋丹如、庆霭堂游夏园，少坐饮茶。同坐有俄人如蒿者，年约二旬，因不能英、法语，另觅二人代达：先请饮波尔多红酒，继请饮舍利酒。彝等再三辞谢……”在《四述奇》的前半部分，张德彝记述随郭嵩焘出使英国的见闻时，还数次提到“克拉利”，也即英国人对波尔多红酒的俗称“Claret”。

　　此后，又有出使英法意比大臣薛福成在《出使四国日记》中，把波尔多译为“保朵”。他在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的日记写道：“法国出产，古以钟表为大宗，今各国皆能自制，其利遂分。惟葡萄酒以保朵所出为最，各国乐用之，尚可得息。”—薛福成当初可能不曾想到：两个甲子后，最乐用之者，竟是吾国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