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大学里，我还很想家，周五下午结束了专项训练课便急着要赶回去，带回去的东西已到了所能承受的极限。

　　从学校到家要换三次车。那天也许是太累了，又一个人走没人聊天，坐在车里竟睡着了，恍惚间有人碰碰我―――到站了。

　　一个人站在站牌旁边，觉得出奇的寂寞。一低头，发觉背包少了一个，车已经走远了，也就没去追，要等的车过了一辆又一辆。我站在路边看远处的灯光……

　　“是你的吗？”一个人站在我面前，手里拎着我的背包，我不知道他是在自言自语，还是在问我。

　　我说不出话来，他枯黄的头发被风吹得很乱，眼睛是温和的浅褐色，个子高大躬身看着我，蓝色格子棉衬衫几乎洗成了白色，斜纹布裤宽宽松松地用一条极旧的皮带扎着。我惊讶的是十月的天气里他居然系着围巾，脚下一双凉鞋里面穿着毛袜子，一身布衣，却又给人一种恬淡的感觉。我想，只有两种人会有这种装束，一是艺术家，一是疯子，且是不被人理解的那种。

　　“谢谢你。”我因为判断不出他的年龄，所以没有用“您”这个称呼。

　　“你的面部线条很柔和，”他忽然说。

　　“是吗？”我反问了一句。原来他真的是疯子，但并不让人讨厌。

　　他的笑齿让我联想到一种玩具狼，于是我对这条棉布做的玩具狼笑了笑。

　　等到周日再返校时，已忘了他，背包原样背了回来，只是在侧边的夹层里发现了一本画册―――抽象派风格的画，我并不懂得，封底有一行字“六十万册已售出”，还印着他的名字，我笑了又猜对了！他不但是个疯子，还是个画家。更糟的是，他的电话簿也遗失在了画册里。电话簿里夹有一张女人的照片，看样子和他还有些像，我固执地认为是他的母亲。因为不能无故留下别人的东西，我于是在一个无事的下午按照地址去找他。

　　那是一个墙上水渍满布的走廊，大门没了颜色，灰白的木板被岁月刻出了无以名状之美。

　　房东是个老人，告诉我他住院了。

　　我看了一眼他租的房间，比想像的还要乱些，桌上堆着些没有开封的红酒。

　　在病房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给人画像，见到我时似乎一点也不奇怪。

　　我和他聊了一会儿，把东西还给他。他执意不肯收回画册，说本是送我的。我说你的画册卖得很好啊！他苦笑了一下说想要的话他床底下还有好几千册呢。

　　走时，他忽然叫住我，骄傲地对我说那张照片上的女人是他的母亲。我又猜对了，于是笑着说了句“面部线条很柔和”便走了。

　　我后来又见过他两次。一次是去看他的酒，他在一家银行申请了一个很大的保险柜，里面放着多年来在各地漂泊买来的红酒，他只是喜欢收藏却并不喝。第二次是在地铁里，他在给人画像，十块钱一位。我远远地看了一会儿，便走开了。

　　我后来又解开了很多谜，我一直认为他的生活不该这么艰难，因为画册的版税是相当高的，后来得知那是自费出的，他直到现在还背着债，“六十万册已售出”不过是出版商的广告。

　　还有便是他不愿意靠卖画为生，画画只是他的追求，他空闲时去冰场背冰块谋生，我于是不再奇怪为什么他穿成那个样子，为什么会在这个还可以穿裙子的季节得急性肺炎了。

　　之后再没见过他，也许甚至是忘了他，但每当我失意时想干脆豁出去什么也不干了的时候，总会想起他坚毅的眼神和因为长期作画而变了形的右手来，偶然听朋友说他到新疆或是内蒙之类的什么地方采风去了，我想像不出那些地方是什么样子，但愿他能找到想找的东西。

　　世上有两种人，一种如我，因为牵挂太多便什么都要背着，而很多牵挂是无用的，背多了反而飞不高。另一种如他，背着必需品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明确地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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