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文人墨客多尚酒，喝酒也最有境界。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众人皆知此千古佳句为陶渊明所作。或许众多受陶氏佳文熏染者并不知，他原是位“爱酒不爱官”之人。陶渊明生性好酒，却家贫难支，多亏横溢之才受人敬，常有人请酒附雅，这才多有畅饮之机。后来陶渊明官至彭泽县令，似觉“雪花银”难负酒愿，便令下属将２００亩公田种上糯稻，自己酿起酒来。据说因此受罚，却也不
思悔改，宁愿无官不愿无酒，最终辞了县令打道归乡，隐居田园饮酒作诗，自呼“快哉”。
陶翁一生诗酒相伴，以诗酒会友，酒中抚琴，琴后赋诗，醉意蒙蒙之中留下《饮酒二十首》诗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首便是其中佳作。
若论山水田园诗作，当属大唐孟浩然最佳。孟翁也属好饮者，自喻“万事不如杯在手”。据传，荆州刺史韩朝宗看中孟浩然才华，定下日期约他一同赴长安，向朝廷当面推荐为官。孟翁动身之日却遇好友上门，于是设酒畅饮。有人提醒赴京之事，孟翁言：酒香沾襟百事轻，管他赴京不赴京。恋酒失约负了韩朝宗美意，定然惹起怒颜，而孟翁坦然笑之。
都知王维乃唐代大诗人，可知他还是位大画家？可知他还有“不醉不画”的习惯？王维做官不久，宰相李林甫求画装点门面，无奈王维不知附势，竟悬毫埋墨，因此得罪了李宰相，被贬官离京。王维只身终南山中，一酒一诗，一酒一画，隐居生活倒也自在。只是酒瘾日增，酒量渐大，求画不得者见隙可乘，每每请酒至醉后再求，屡屡得手，于是王维便养成了醉后作画的习惯。一日当地太守请酒，王维又醉，被扶之客厅作画。此时王维尚有几分清醒，决意“画留墙头不留人”，于是脱下鞋子沾墨依墙而作。太守满眼皆是鞋印子，大惑不解。王维说：熄烛借月画自来。太守吹灭蜡烛，但见月色入室，朦胧映墙，墙面小溪流淌，溪边葡萄满架，一幅美景尽收眼底。情不自禁伸手揭之，方知墙面之作，视而难收。王维醉画葡萄，太守怒而无奈，也算一段佳话。
“李白斗酒诗百篇”，后人之誉足见诗圣酒爽文迈之大气。醉赋《清平调》便属酒文相兴之美谈。开元年间，唐明皇与杨贵妃月夜赏花，红、紫、浅红、雪白四种牡丹争奇斗艳，明皇龙颜大悦，宣召翰林大学士李白临场新作《清平调》三章助兴。李白尚在醉中，却圣命难违，到底是“斗酒百篇”之圣，一挥而就：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下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沈香亭壮倚阑干。”
后来，玄宗皇帝常邀李白对饮谈诗，李白醉卧御宴也成常事。敢在万乘之尊面前醉酒，岂不为尚酒之人？
白居易也自称“醉吟先生”。他曾为自己作《醉吟先生传》一文，描述闲而诗、诗而吟，吟而笑、笑而饮，饮而醉、醉而再吟的“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的生活情志。白翁一生嗜酒，尽管“鬓尽白，发半秃，齿双缺，而觞咏之兴犹未衰”，可谓“少始执壶终不放”。
刘伶、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成史称“竹林七贤”，他们不仅享誉文坛，也是“酒坛七怪”。尤其是刘伶，嗜酒成性，一生中留下了数不清的酒趣。做官时，无论公堂之上还是微服与外，腰间一壶酒是断不会少的。酒多醉多难免误政，有人劝他切勿酒废前程。刘伶说：我本来不是为官之士，天性尚文尚酒，却误入仕途，实乃荒唐。罢了，这官决不再做。
刘伶罢官后更加纵酒放筵，不拘礼节。他闻听朝廷差官前来说服自己继续为官，便裸体见差官。来者见状不悦，责怪他不礼不尊。刘伶说：天地是我屋宇，房屋是我的裤子，你自己走进我的裤子里，怎么还要怪我？差官回朝便说：如此放荡之人，实难为官。
刘伶爱酒的最大成果是为后人留下一篇《酒德颂》，大意是：
有位大人先生，以天长地久为一时，万年时间为一瞬；以日月为门窗，以八荒为庭中大道。他行走没有车痕，居住没有房舍；以天为幕，以地为席，放纵无羁，任意去留。他停留时手拿酒杯，行动时随带酒壶，只知有酒喝，不管其他事。
士大夫们前来责问，并咬牙切齿地向他陈说礼法。而他旁若无人，依旧手捧酒具，从酒槽中舀酒喝，而后岔开两腿，斜靠酒槽，无思无虑，其乐陶陶。他时而酒醉，时而酒醒，神思昏昏，醉眼蒙眬。他不知冷热，心无杂念，听不到雷声，看不到泰山，世界万物好似水中浮萍。士大夫们在他身边，好像软体动物比之与桑虫。
瞧这刘伶，如此“酒德”之解实在蔑视孔孟之道。刘伶还真是这个意思，心中只有老庄思想。
贺知章金龟换酒，怀素醉书狂草，王羲之醉书《兰亭帖》，李清照少女出酒词，石延年斗酒等等，看过这些酒中轶事，你就知道文人墨客多么尚酒。
古代的许多文人墨客因为尚酒几乎占尽了酒坛雅号：
宋代文豪欧阳修自号“醉翁”；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人称“酒中女杰”；
宋代文学家、书法家石延年人称“酒怪”；
宋代文学家苏轼因善于酿酒人称“酒师”；
还有辛弃疾、杜甫、陈子昂、王之涣、卢照邻……历数唐宋八大家，再观文坛众秀，尚酒之人举不胜举。
文人墨客是干什么的？是创造和传播文化的。他们如此尚酒，便注定了酒与文化的融合。
和古代相比，现代的文人墨客在酒坛似乎不太出彩，没出多少“酒仙”、“酒杰”、“酒侠”之类的人物。究其原因，大概如下：
一是喝酒普及了，文人墨客被淹没。就说唐宋时期，喝酒人能有多少？不过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商贾地主之类，寻常百姓哪有钱买酒喝？那时期的文人墨客多少有把碎银子，也有闲情逸致，饮酒又是高雅之事，尚酒自然成风。而当今就不同了，温饱思“饮欲”，酒至寻常百姓家，民间善饮、豪饮、纵饮者多如牛毛，酒坛哪显文人墨客风采？
二是“官念”变了，借酒浇愁者少了。古代文人墨客满脑子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年寒窗苦，熬得人上人”，说到根子上还是一心想当官的多。为文为官两股道，文人的天性直而不曲，不善权变，难免仕途之中坎坷多，如屈原、李白之类虽朝中为官最终也被政敌拿下，于是悲愤填胸。心中万般愁，有酒可解忧，若非，何以抱坛纵饮？而现代的文人墨客文为重官为轻，不琢磨当官的事也就没有当官的烦恼，无需借酒浇愁，只需文中求乐，这就少了许多成为醉翁的机会。
还有注重健康的因素，兴趣广泛的因素等等，都决定了当今的文人墨客远不如先人们尚酒。豪情不豪饮，好客不好酒，当今的文人墨客的确“退化”了。当然，这并不影响酒与文化的密切关系，酒文化本身的发展和酒对文化的影响一如既往。比如当今的“酒桌文化”可谓丰富多彩，酒桌“段子”、酒桌礼节、酒桌语言等不断推陈出新就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