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酒不是一种普通的物质，它是专门用于打通人神隔阂的液体。所以，对凡人而言，酒，就是一种“神赐”，但一定得跟神一起分享，不得偷饮。古印度有一种酒，叫“摩苏酒”。那是“梵天”的饮料，一般人不知其味，除了少数专门为神斟酒的祭师。《摩奴法典》规定，醉汉要受到前额刺字的惩罚，妇女酗酒被视如麻风病，可以休掉。中国的情况相对自由，“春社”和“秋社”等各种节日，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提供放纵、狂饮机会的日子。“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在“社神”的残羹剩饭面前，人人都可以酩酊大醉。“社日”尽管是一个祭祀的节日，但它依然是一个可以任意饮酒、带有狂欢色彩的节日。如今，人们在劳作之外的特殊日子或者反常时刻，都有可能会喝酒。特别是在节日和普天同庆的时刻，到处都酒气熏天，人们在尘世的小道上烂醉如泥，他们口吐白沫、瞳孔扩散，说着一些令人难解的言辞，魂魄借助于轻扬上升的酒气四处飘散。 　　喝酒的方式多种多样。人们在感恩的时候跟神或祖先一起喝，在喜乐的时候跟亲朋一起喝，在悲伤或怨恨的时候独自一人喝，在胆怯的时候跟勇士或无赖一起喝，在无助的时候跟权贵或贪官一起喝，在准备捕获的时候跟“猎物”一起喝。喝呀喝呀喝呀喝呀！拉伯雷笔下的高康大，从娘肚子里一钻出来就这样大喊大叫，仿佛喊出一句箴言。通过喝，酒的溶解性突然将各种坚硬无比的社会能量，溶解成气体和液体（匀质媒介），再平均分配到每一个体身上———喜乐者忧伤了、忧伤者高兴了、怯懦者勇敢了、勇敢者胆怯了、狡诈的天真了、天真的精明了、精明的犯傻了、沉默者唠叨了、坏蛋也露馅了…… 　　酒既是水又是火，它是燃烧的水和流动的火。但酒不是燃油，因为酒能够溶解于血液，并转化为人的身体能量的一部分。酒这种奇异的、能够将水火不容的元素合而为一的物质，通过血液中的氧化反应，将物质变成了一种情绪或精神，也就是将感恩、崇敬、喜乐、悲伤、怨恨、胆怯、懦弱、警醒等各种人的异质状态，都转化为同一性———迷醉。迷醉，是一种绝对的自由状态，人们借此而嗅到了一丝大平等的气息。无论是谁（高贵者、卑贱者、勇敢的、怯懦的），只要他醉了，从俗世逻辑进入酒的逻辑，那就好了。 　　迷醉就是“酒的真理”的外显形态。这个真理中包含着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原始唯物主义形式，二是矫正人性的界限。所谓的“原始唯物主义”，在这里是指酒作为“神赐饮料”的物质，在人的肉体中的分子反应，迷醉之后的话语自由、果敢行为、反常形态，都是乙醇分子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一种现代理性的计谋。所谓的“矫正人性的界限”，类似于化学中的中和反应。它既能使野蛮的自然状态中的人变得虔敬、自卑；也能使怯懦或虚无的社会状态中的现代人，在行为上变得积极有为和自信。通过这种物质性的矫正作用，人们在“迷醉”中趋向了同一。酒的物质转化为一种自由精神。酒徒们酒后吐真言，他们的大笑就像大哭，大哭就像大笑。他们用打击（灌醉）表示亲昵，用狎昵表示尊重，还将不可告人的秘密，和着酒和呕吐物一起吐出来。 　　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同，迷醉的人都一样。酒的精神和酒的真理，之所以没有真正被人理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没有理解酒的物质或酒的精神的“悖谬性”。人们将酒这种既冰冷又火热、既流动又挥发、既是形而下又是形而上、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既晕眩又清醒的东西，用二元论或决定论的思维割裂开来了。当庸俗唯物主义占了上风的时候，那种普天同庆、众人狂欢、体现自由和解放精神的集体饮酒，几乎完全沦为一种与名士或权贵的养生学相关的，与资产阶级的精明计算相关的，与密谋家的阴谋相关的，与小资产阶级的颓废和虚无相关的工具性行为。 　　真正的迷醉就是一种解放的独特形式。时间在这里中止了。波德莱尔和巴什拉尔反复强调了酒的回忆作用，并将酒的诗学意义突显出来。其实，回忆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得时间，而是在于重整时间的线路，最终的目的是要达到丧失时间、摆脱束缚的效果。其实这种讨论是多余的，因为这种情形不属于迷醉，而是在迷醉的中途。酒的分子反应的唯物主义特性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巴赫金恰恰相反，他强调的是饮酒或醉酒与话语生成机制的关系，由此引出了话语自由和反权威的话题。其实这也是一个停留在迷醉中途的话题。真正的喝酒哪里是为了说话？它恰恰是为了不说，为了让舌头打卷儿，最终什么也说不出话来。 　　我们的确不知道还有什么比真正的“迷醉”更自由的了。但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有“迷醉”的机会，我们有时不得不借助于“酒”和“佯醉”作为工具，将酒的原始唯物主义特征，转变成现代的酒的政治经济学和酒的诗学。其实，我们可以在平常的日子里讨论酒的政治经济学、酒的诗学、酒的养生学、酒的阴谋学。但在这一年一度的饮酒的节日，我们应该让酒归于酒，让迷醉进入真正的迷醉。没有真正的欢乐体验，我们怎么知道不欢乐的痛苦？让我们在苟延残喘中体会一次真正的迷醉和自由，也就是酒的真理中的真正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