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有三恨：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鲫鱼多刺，最恨出生时间与1982失之交臂。嗜酒如我，生日之时多有朋友送予出生同年之酒，可惜1981年并不是个出色的年份，遇到保存良好的，尚可入口。否则，往往已经衰退得不成体统，只好就着朋友的心意和饭吞了。
 

行话中的1982年，特指波尔多葡萄酒。更狭义一点，直接就是指波尔多列级名庄葡萄酒。如果您是在和一位“领导”用餐，他说到“最近喝了一瓶82年的红酒”，那么也不用花心思去猜了，指的八成是一瓶1982年的拉菲。我已经预料到这么说，肯定会引来一片反对的声音。“不对呀，1982年在法国其它产区也算是个不错的年份。不说法国，欧洲其它国家，就是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有不错的酒出品。”
 

我坚持这个说法，原因很简单。只要看看所有名酒拍卖史上的价格，就会明白。说说最近的一次，今年5月份，佳士得伦敦名酒拍卖会上位居拍卖榜首的是一箱1982年得柏图斯，以35,100英镑的价格拍出。其次是1982年的拉菲，拍出26,910英镑。这个年份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1982，传奇？传奇！

那么，传奇的1982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年份？怎么个好法？为什么在好酒浩瀚如云的今天，它能保持如此特殊的地位？我们需要先从科学的角度，客观的来分析了解一下：
 

春暖花开，一切顺利的进行着。5月底的霜冻让小范围内的葡萄园受到了影响，但是整体上无伤大雅。夏季到来了，气候炎热间或夹杂着降雨，葡萄树挂果均匀。Haut Brion酒庄当年的酿酒师Jean Bernard Delmas曾经评价说，“1982年的夏季堪比1989年以及2005年，炎热干燥却不干旱，完美无缺！”虽然前半年顺利渡过，但是熟识葡萄酒的朋友们都知道，最关键的时刻是秋季葡萄采收时节。几场暴雨狂风往往就能粉碎葡萄农们一年的成果，类似1964年发生的“悲剧”一样。1982年是自1976年以来最早熟的一个年份，9月6号，就连位于产区最北部的梅多克也开始了葡萄采收工作。采收时分，阳光充足，下了几场小雨，但是无碍葡萄健康。
 

如果仅从当年的气候条件来分析，就算是最严格的酿酒师，好像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可是，将其放到30年前的时代背景中来看，这个年份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轻松。
 

辛酸几人知？

今天的酿酒技术以及酿酒设备与30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1982年夏季的高温被当时的专业人士们称为“加利福尼亚气温”。一般的小酒庄并没有控温设备，就算是大的列级酒庄也不一定都有。酿酒的过程中，温度没有控制好的话，能不能正常发酵都是个问题。Decanter杂志的记者Nicolas Faith在2008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说到这么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故事。玛歌酒庄当时的酿酒师Emile Peynaud(现代酿酒技术之父)非常担忧酿酒间气温过高的问题，他害怕酒庄的老木桶无法保证葡萄汁的正常发酵。建议当时年轻的女庄主Corinne Mentzelopoulos花费2万英镑来购买发酵罐降温设备。这是一笔不小的投入，女庄主反问Peynaud老师，“如果玛歌是您自己的酒庄，您会购买吗？”很长的一段沉默之后，他才摇头说不。幸运的是，他的担忧并没有成为现实。

那个年代，在Peynaud老师的领导下，现代酿酒工业刚刚起步。酿酒师们能用比较科学的方式来控制发酵现象。但是，这些奋斗在酿酒第一线的人们，对于葡萄树的种植管理以及葡萄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并不了解。拉菲酒庄的酿酒师说过这么一句不太中听的话，”Peynaud老师对于葡萄种植学了解不多，甚至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在这个情况下，一些以砾石结构为主体的葡萄园受到了热浪的强烈袭击，葡萄酒的质量自然也受到了影响。除了玛歌酒庄，Haut Brion以及La Mission Haut Brion等名庄以外，玛歌和格拉芙产区这两个多砾石的产区，1982年葡萄酒的整体质量要比圣朱利安，波雅克以及圣艾斯戴夫都略逊一筹。

1982年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高产。除了气候条件特别好以外，另外一个原因也许是让人”闻者伤心，见者流泪“的1956年2月的霜冻灾害带来的后果。这场大灾难摧毁了波尔多许许多多的葡萄园，一部分的葡萄树是在之后重新种植的。到1982年时，这些葡萄树才20岁出头，精力旺盛，挂果丰富！

综合上述总总，个人以为，从质量的角度来考虑，盲目崇拜所有的1982年波尔多葡萄酒是没有道理的。

传奇的诞生

1982年终究还是成为了世界葡萄酒历史上不可破灭的传奇。造就这个神话的，不仅仅是气候，还有一个人以及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

30年前的交通并不是很便利，从美国或者英国来波尔多品尝期酒的酒商很少，一些重要的酒商往往会根据本国最著名的酒评人的期酒品尝记录来采购葡萄酒。当时葡萄酒行业最著名的酒评人莫过于Robert Finigan和纽约时报的Terry Robart。他们惊讶的发现，82年期酒出乎意料的美味可口，与往年所谓的”Classic Bordeaux “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当时，波尔多顶级酒庄多出产艰涩难饮的期酒，往往需要等待10年甚至于15，20年才能品尝。所以，大部分的酒评人都先入为主的认为，只有丹宁浓重艰涩的期酒才有陈年的潜力和价值。于是，他们对1982并不是很看好。再加上同样美好的1959年波尔多期酒被很多的媒体杂志捧到了天上，却因为陈年能力不过关，狠狠的跌落到尘埃里，让期酒的买家们吃了一笔不小的亏。为了保险起见，这两个教皇级别的酒评人统一口径，一致认为1982年的期酒没有任何的陈年能力，不值得收藏。

俗话说，风水轮流转，教皇轮流做，今年轮到帕克家。当时三十刚出头的帕克刚放弃律师的职业，出版了一本名为Wine Advocate的杂志，与Robert Finigan和Terry Robart相反，他对1982年的葡萄酒很有信心，强烈建议美国民众购买。与这两位被盛名所累的品酒师教皇相比，帕克没什么心理负担。唱唱反调，能增加媒体关注度。万一说中了，钱财名气滚滚来。说不中，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再继续做律师得了。况且，当时美国的金融环境不错，华尔街的生意做得热热闹闹，风生水起。大量的资金可以投入。再加上当时美元强劲，购买葡萄酒成了一个不错的投资途径。天时地利人和，跟随帕克的消费者们想不赚钱都不行！

据说，法国著名的酒评人Bettane当时与帕克的意见一致。有趣的是，在这段小帕克一人力抗评酒教皇的历史上，没有什么杂志提及过Bettane的名字。我出于好奇，特意考证了一下1983年出版的“法国葡萄酒杂志“5，6双月刊。确实看到了一篇Bettane写的有关82年期酒的文章，”1982年，真的是世纪好年份吗？“。他在文章中充分的发挥马克思主义分析事物的双面性思想，将该年份的优势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分析得透彻。在最后总结之处，透露出对1982年陈年能力的信心。倒是一篇不错的好文章，只可惜，当时的法国并没有形成期酒收购的氛围，而美国的消费者们可能更适合帕克的文章思维吧。别给我分析那些有的没的，直接告诉我们哪些酒能打100分得了。

我看1982年能成为大家心目中特殊的传奇年份，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年份够好，更多的可能在于它成为了酿酒新时代的一个象征。1982年发生的那些事对世界葡萄酒行业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的余震直到今天还没有消失。它造就了帕克教皇的地位，也颠覆了传统的波尔多酿酒方式。从此，广大的酿酒师们都普遍采用摘叶采光，疏果等方式来酿造出口感越来越浓郁和圆润的葡萄酒来。1982年，也是旧式波尔多和新式波尔多的正式决裂点。

 褪去传奇的外衣之后，还剩下什么？

应不应该继续迷信1982年？Jancis Robinson于2008年写过一篇名为”1982年的波尔多 – 究竟值不值得炒作？“的文章中说得很清楚。

她有幸参加了美国的名酒收藏家Bipin Desai组织的一次老酒盲品会，品尝了25个最著名列级名庄的各个不同年份的老酒。盲品会的目的，在于了解82年的口感是不是远远超过其它的好年份。最终的结果，Jancis Robinson很肯定的说，自己喜欢1961年和1990年远远超过1982年。而被1982年打败的年份，只有1975年和1983年，这两个都是比较普通的年份。

作为一名职业品酒师，也可以称为”合法蹭酒人“，我也品尝过几次1982年的列级名庄。老实说，滋味确实不错，可惜类似的机会太少，酒价太高。与朋友交谈时，常有曲高和寡之意，卖弄炫耀之嫌。尴尬之下，也无法分享心得。几年前，被拉菲酒庄邀请去参加一次晚宴，宴会上竟然又有1982年的身影，私下窃喜了好一会。无奈与当时同桌的法国人话不投机半句多，结果这瓶酒也没喝出什么滋味，事后更是无法提笔记录。

林语堂在”人生不过如此“一书中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巴黎之所以吸引人，那是因为我们永远也不看不尽所有的小巷，永远也不知道这些小巷子中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充满了不确定性和神秘感的巴黎最是吸引人。我在这里小小的借用一下，其实葡萄酒也是如此。直到开瓶的那一刹那，我们也不会知道这个年份，这片土地与这个葡萄品种的结合将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在还没有开启之前，就认定了1982年应该是如何如何的，好像看着CV找对象，岂不扫兴？